配资股票网站追溯喜马拉雅山“烟花秀”现场，当地村民：事发地离青稞种植地仅300多米

9月19日傍晚，西藏日喀则江孜县热龙地区，海拔55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脊线上，火焰腾空而起。一场由户外品牌始祖鸟联手艺术家蔡国强打造的“艺术烟花秀”——《升龙》，在轰鸣声中划破雪域寂静。

然而，这场以“敬畏自然”为名的表演，却因可能对脆弱生态造成破坏而引发轩然大波。次日，品牌与艺术家删除了宣传视频。

9月21日凌晨，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就此事发布情况通报称，日喀则市委、市政府已成立调查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，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。

通报发布后，蔡国强工作室与始祖鸟品牌相继公开致歉，并表示如烟花对环境有影响愿全力补救。9月22日，已有环保专家抵达现场进行生态修复。有媒体报道称，经专家初步判断，遭到破坏面积不大，正在清理现场的紫铜、塑料桶等。

艺术与生态的碰撞，暴露出高原环境保护的深层困境。

烟花燃放现场：味道刺鼻，辣眼睛

“燃放时像地震一样，我整个人都在抖。”日喀则定日县村民陈铭（化名）回忆。作为当天活动的接送司机，他目睹了烟花秀的全过程。

9月18日晚，陈铭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去接人。9月19日清晨5点，陈铭起床前往日喀则市某酒店。等待的一个多小时里，他询问酒店负责人缘由。“他只是和我说，有一个投资了很多钱的项目。到了现场后只可以拍照，不能发到网上。”陈铭回忆。

8点多，陈铭带着2位负责人和40名厨师启程。跟随陈铭出发的，还有两辆货车。

车队开了近3小时才抵达热龙山山脚。陈铭看到，路边已停了很多车，现场十分忙碌，有许多扛着摄像机的工作人员，还有无人机，有村民在搬东西。村民们说，他们是被村长叫来搬座位的。村长向他们承诺有工资，但没有告诉他们具体是什么活动。

下午5点左右，烟花秀正式开始。陈铭回忆，烟花每10分钟左右燃放一次，一共燃放了约4到5次，每次颜色都不一样。烟花从山顶蜿蜒到山脚，燃放时，声音和震感都非常大。

陈铭距离烟花燃放点约三四公里，但他仍能感到，烟花燃放后，“空气中的味道非常刺鼻”，“眼睛辣辣的”。

烟花燃放时产生的烟雾巨大。受访者供图

直到这时，陈铭才知道，这是始祖鸟和蔡国强联合创作的一场烟花秀。“他们弄得太神秘了”，陈铭不认识“始祖鸟”，一度将之错误地称呼为“鸟族”。

除本职工作外，陈铭也是一位藏区牧民。陈铭在现场看到，烟花燃放后掉落了许多细小残渣。“高海拔本来就不容易长草。这样燃放烟花，那块地多久很可能长不出草了，那牦牛吃啥？牧民咋办？”陈铭表示，燃放烟花的地方，距离农民们种青稞的农田仅300多米。

在现场，陈铭没有看到动物出没。“这样的震感，连人都受不了。动物估计直接被吓跑了。”

烟花秀区域距离青稞地和卡若拉冰川不远。受访者供图

让陈铭感到气愤的，不仅是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有可能遭到破坏，还有对当地习俗的不尊重。

在藏民的眼里，雪域是纯洁无瑕的一片圣地。每次陈铭带游客去珠峰脚下都会嘱咐游客，“不能喊太大声。”

陈铭表示，燃放烟花的地方距离卡若拉冰川仅5公里，而卡若拉冰川被当地藏民称为“神山”。曾有一部电影取景时，为呈现真实场景，剧组在卡若拉冰川上炸出了一个三角形缺口，人为制造了一场雪崩，画面在电影里呈现不到20秒，但缺口却至今还未“愈合”。

在陈铭看来，这次的烟花秀，和当年的电影一样，打扰了山神，侵犯了神圣。

生态破坏不可逆

夏尔巴向导旦增认同陈铭的担忧。他对西藏当地的生态环境较为熟悉。旦增介绍，直至今日他攀登了32座近6000米海拔的雪山，“还有数不清的5000多米的海拔的雪山。”

旦增了解到“始祖鸟烟花秀”的新闻后十分震惊，认为如此大阵仗对雪山冰川的伤害是巨大的、不可逆的。“可能导致那片土地十几年内都不会再生长。”

面对公众质疑，主办方曾回应，该烟花项目已通过国际奥委会及日本、欧美等多地燃放验证，确认其污染物排放符合环保标准，燃放等级为V级（最低风险），噪音与光污染显著低于常规夜间焰火，力求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与公众的干扰。

在生态保护方面，主办方表示已实施全链条管理方案：燃放前转移牧民牲畜至安全区域，并通过放置盐砖引导鼠兔等小型动物远离燃放区；燃放后立即清理残留物，并委托专业机构对草甸和农田进行科学修复，避免遗留生态风险。

主办方的说明。

然而，在喜马拉雅这类生态极度脆弱的高原地区，上述措施是否真正有效，值得深入审视。

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张强弓在论文中指出，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多为海洋型冰川，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。该区域生态脆弱，冰川加速消融已带来一系列连锁影响，亟需科学应对。

“空气侠”发起人赵亮基于十余年环保一线经验指出，烟花燃放过程中产生的烟雾、粉尘及彩色烟花中的化学颜料，短期内会对空气质量造成冲击，其可降解性与毒性也存在不确定性。长期来看，未清理彻底的残留物可能持续释放有害物质，燃放产生的热量亦可能加剧冰川融化，对高原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损害。

赵亮进一步解释，青藏高原特殊的高海拔、低温、低氧环境，会导致烟花残留物的降解和扩散速度显著减缓。烟花中的所谓“可降解材料”在高原环境下分解效率极低，残留粉尘与颜料可能长期滞留空气或地表。

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顾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强调，“可降解”不等于安全，更不能成为高原环境下的“免责牌”。高原微生物活性低，玉米淀粉基彩粉等非原生材料的降解周期缺乏实验数据，其中染料的降解过程与生态影响更是未经验证。

青野生态负责人刁鲲鹏从生物与植被的角度提出批评：烟花巨响严重惊扰鼠兔等小型动物，所谓“盐砖引导”并不符合其习性，反而可能造成惊吓或死亡。同时，燃放装置布设直接破坏草毡层——这是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关键结构，一旦损毁，易引发土地退化，严重影响野生动物栖息。

对于事后修复，刁鲲鹏建议避免翻耕等二次干扰，草毡层破坏后几乎不可自然恢复。残留的彩粉可以通过物理吸附清理，防止化学染料渗入土壤水源；已污染区域则需专业环境机构介入，采取科学手段进行长期治理。赵亮同样强调，高原生态修复必须依靠专业团队，进度应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，而不是简单“翻土”就算修复完成。

“环境评估”在哪里？

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江孜县分局一位负责人此前向媒体表示，此次活动已在生态环境局备案，手续合规。因烟花采用“环保材料”，未进行环境评估，仅经乡、村、县三级政府同意即获批。该负责人称，政府曾多次开会研究选址，评估周边野生动物情况，最终选定区域不属于生态保护区，且周边无人居住。

然而，烟花虽已熄灭，追问却不应停止。在高原举办大型烟花秀，显然面临着可预见的生态破坏。审批是怎么办下来的？监管又在何处？当地生态环境局“已备案，无环评”的答案难以服众。

针对活动方以使用“环保材料”为由而未进行环境评估的做法，刁鲲鹏表示质疑。他强调，在青藏高原这样生态脆弱的地区，任何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活动都必须进行严格的环境评估。

“环境评估不仅是对材料本身的化学残留进行评估，还应涵盖爆炸产生的冲击、噪声、微粒对空气质量的瞬时影响，以及施工和人员活动对地表植被的物理性破坏等多个方面。”

刁鲲鹏特别提到，我国对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有着严格的政策要求。2023年出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》明确，青藏高原保护范围包括西藏自治区、青海省的全部行政区域等。其中指出：“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应当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”“坚持生态保护第一”等。

此前，北京盈科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、盈科全国碳达峰碳中和法律专委会主任刘新海向媒体表示，虽然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未明确将烟花爆竹燃放纳入强制环评范围，但青藏高原作为“生态敏感区”，应参照《西藏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〉办法》，对可能影响生态系统的活动从严管理。

与此同时，江孜县分局所说的“乡、县政府同意即可”，看似流程完整，但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，可能影响生态的活动都需征求专家和公众意见。甘肃政法大学教授冯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》都已有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，当地政府其实无权审批此项活动。

刁鲲鹏认为，此次活动中地方政府可能因信息闭塞或急功近利的心态，未能充分履行环境评估的职责，这既是地方政府的失职，也是活动方的责任。

在谈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时，刁鲲鹏结合自身实践经验指出，他所在团队曾在当地开展野生动物监测与生态保护项目，每次活动均需经过严格审批流程，包括对当地动植物影响的评估及预防措施设计。他特别提到，此前在四川、甘肃等地组织的越野跑活动中，主办方需提供对当地生态无干扰的证明，并由专家进行环境评估论证。这一流程不仅是为了约束活动可能造成的生态破坏，也是通过专业意见指引主办方优化方案。

基于丰富的户外经验，旦增认为，问题的核心仍在于管理。他对比了西藏不同地区的生态现状：在219、318国道沿线一些管理松懈的区域，游客众多，垃圾遍地，他亲眼目睹库拉岗日北麓冰川一年退缩二十余米；而在隆子县扎日圣湖措嘎，因有文旅局局长带头清理垃圾、要求进入者签署环保保证书等严格措施，生态环境良好，甚至孕育出上万朵雪莲花。

扎日圣湖措嘎地区的雪莲花。受访者供图